（一）
年7月，我的身份还不是《人物》杂志记者。那时，庞麦郎的全国巡演之旅完成了16场，来到了深圳站。距离《惊惶庞麦郎》那篇报道发表，已经过去了一年半。那是一篇纯论技术而言颇见功力的作品，但也因为对素材不够审慎考量的使用，以及行文的冷峻，引发舆论哗然。此时的他基本拒绝了所有的国内媒体。我抱着试一试的心态，从香港过境，意外地约到了他的采访。也许是我的香港身份，对他产生了一定吸引力，见面后他即检查了我的证件。
庞麦郎的故事令我深深着迷。我曾在深夜听《我的滑板鞋》，听到泪流满面，我认为那些歌词不是凭空出现的。他让我想起何伟的书中写到他教过的一个学生——威廉·杰佛逊·福斯特，一个来自四川广安却坚持用“不伦不类的美国白人新教徒式的姓氏”来称呼自己的农家子弟。在生活的许多方面，什尼亚克·约瑟翰·庞麦郎（这是他取的全名）和他很像。但何伟的笔是更具温度的，他呈现了那些细节，却没有盖住主角。他的写法，甚至让你意识不到那些细节的古怪之处。
那次采访，他不再坚持自己是台湾籍，“其实我还是大陆这边的嘛。”他告诉我。对于提问他总是倾向于遮掩，但他又很容易地露出破绽。聊到高考，问他报了哪个学校，他说不公布，考了多少分，他还是说不公布。我跟他开玩笑，“不太高，没上”。他脱口而出，“考了多分”。尽管回避谈论自己的农村出身，但问到他家里的地种了什么，他回答：“有玉米、水稻、土豆。”
我们聊到《惊惶庞麦郎》那篇特稿，他说他只是对于里面的描写有些生气，让他感到更大伤害的是《法制晚报》的一篇调查，记者去陕西采访了他父母，拍下他家破败的模样。除此之外，他对东方卫视制作的关于他的一个节目也深感怨恨。这大概是整个故事里的又一个错位。多年之后，写出《惊惶庞麦郎》那位记者仍不时卷入网暴，一些人默认为它是所有伤害的起点。很大程度上，恰是这篇报道令庞麦郎出圈。对我以及我身边的很多人而言，在那之前，从不知道这个人的存在。只有在这个意义上，它才真正改变了庞麦郎的命运。
我的目的愈发清晰：利用事实战胜谎言不重要，呈现与理解他内心的宇宙才是重要的。我似乎看到一线曙光，如果我们找到了自卑的根源并一起直面它，他将亲自完成叙事的修正，为所有的嘲笑画上句号。我讲出了我的想法，他的经纪人也点点头。于是，我略过对所有对细节的验证，我关心的是那种叙述缘何而起，约翰瑟·庞麦郎是如何出现的。
但那次努力还是失败了。那个夜晚以一种我意想不到的方式结束：在尴尬的气氛中，庞麦郎先行离去。我与当晚才第一次见面的三位朋友找了个酒吧喝了一夜酒，等天亮福田关口打开，我才回香港。
睡到下午醒来，我就决定放弃这次写作，连速录文档也再也没有打开过。我发现自己困在了庞麦郎的世界里，有太多无法抵达之处。靠观察与采访，即使展现再多细节，但那只是对表象的一再重复。这样的报道在这个世界不需要再多一篇。普利策新闻奖得主IsabelWilkerson说，“如果有一个故事是关于一个10岁小孩的，那我们讲这个故事的目的，应该不是要把这孩子狠狠地惩罚一番。”
如果说那次见面，还有什么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，那就是那位经纪人了，他叫白晓。当庞麦郎说到自己的高考分数时，他插了一句嘴，“我比你高多分”。他穿着一套休闲西装，眉目清秀，声音很好听，说着一口标准的普通话，称自己年出生。他也是创作歌手，“音乐占生活比重80%”。我与很多经纪人打过交道，一些人冷漠寡言，另一些人老练世故。他们都喜欢说一句话，“辛苦了”。从见第一面起到结束，他们会贯穿这种客套话，更像是一种膝跳反射。白晓与他们都不相同，有一种罕见的诚恳、青涩的气质。
（二）
念头是突然萌发的。那年他17岁，家在陕西富平县边上的农村里，他想要录一首歌。他在西安找，找到了一个录音棚。但他只是一个读寄宿学校的高中生，没有钱，就管当面的司机的父亲要生活费。
我爸怕我委屈，一百、五十，就给，他说。省吃俭用攒了钱去到录音棚，那位老板看他是个背着书包、穿着简朴的孩子，问他多大，元的伴奏只收了元。他的第一首作品诞生了，名叫《钻石雨》。老板告诉他，以后你愿意可以来学习录音、后期制作。
创作歌手要有艺名，他先后给自己换了几个名字，白雨哲、白晓白、白瑞斯......年7月，我再次与他相遇时，他的名字叫白晓。这不过是一个记者完成出差任务后，距离前往下一个目的地还有几天时间，便临时兴起主动约见曾有一面之缘的陌生人。连续几晚，我们一起喝酒。没有采访目的，一切随性。在第三天傍晚，我们漫步在西安古城墙下，微风吹拂，他对我开始以上讲述。
当讲到父亲的离世，故事变得深沉起来。那晚11点多，父亲下班回来，喝了半瓶啤酒，在他面前，突发心梗。这是场毁灭打击，家里先前靠借了十几万元买了车与运营路线，钱还没还清，母亲是家庭妇女，弟弟小他三岁。埋葬了父亲，还有几个月高考，他决定不读了，不再给家庭带来负担。他想到那位录音棚老板的话，身上带了50块钱，就去投奔他。老板每个月给他块，晚上就睡棚里地毯上。到了秋天，天越来越冷，他在城中村租了间房，每月块钱，买了床被子，工资涨到了元。
白晓承认，4年前见面时提到的高考成绩，根本是句玩笑。他的真实出生年份是年，他怕别人不把他当回事。
随后几年，白晓匆匆略述，他想当一个歌手，又想当一个摄影师，还想当一个导演。他花了很多时间在想究竟要的生活是什么。他称自己是个社会活动家，“对接好多人，把这个人介绍给那个人，把那个人介绍给他们认识，积累了好多关系。”真心的朋友没有几个，他加速社会化，变得圆滑，“因为不快的话我就没饭吃，我就无法生存。”
“这是我的真实的身份，真实的，我从来没有给人说过这件事情，我觉得说这些东西没啥意义。”他的语调平静舒缓，“你在社会中去生活，不要给人曝这个不好的一面，你就把你最好的一面给他。因为这个社会上的人，他永远带着有色眼镜看你的。”
“也不一定吧，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真诚。”我说。
他摆摆手，“太虚了，我认知里面这东西太虚了。你可以真诚，但因人而异。我现在穿的破、有点脏，进商场，人家保安过来着重问你，你来干什么？你说你真诚（有用）吗？”
他确实有些虚张声势。“我有一个朋友”，是他挂在嘴边的话。4年前我第一次见他，他这样介绍自己，“《好声音》刚火的时候，我跟我朋友成立了公司，做一个西安跨年演唱会，融资万，找的八个明星。”他说他在代理小沈龙（一位东北二人转演员）的经纪事务，当庞麦郎在抱怨东方卫视时，他似乎随口说道，“我也不想说东方卫视不好，因为毕竟小沈龙在东方卫视。”
这次在西安见面的第一个晚上，两位女性朋友也在场。其中一位正在找工作，他将脸转过去：“我手上有一个项目......”当听到他称自己也是吴克群的经纪人时，我再也忍不住了：“你怎么可能是吴克群的经纪人呢？你为什么要装呢？”他后来辩解只是认识吴克群的台湾经纪人，可以通过他拿到较低的商演报价，但事实上一单也没成交过。当我们变得熟悉以后，他几乎收起了那种说话方式。
但我一点也不讨厌他。他喜欢絮絮叨叨地谈论这个世界发生的很多事情，对文学有向往，我们能够分享一些共同的价值观。他让我想起，十几年前我还在劳工NGO工作时，接触过的几位表达能力很好、有读书读报习惯的工人代表。我清晰记得，当一位尘肺病工人背诵出“阳光打在你的脸上，温暖留在我们心里”这句《南方周末》新年献词，我内心激荡而起的壮阔波澜。相比与名利场打交道，我总会珍惜这样的相处时光。我不得不注意到，白晓对每一个服务人员都是那么客气、友善。宁可绕些远路，他也愿意带我去光顾那些相熟的苍蝇店，抢着买单。上至老太太，下至小孩，他和店家每一口人都能亲切攀谈。
他说，他并不怀念步入社会之初那几年，“特别平庸，就像是一个蚂蚁在搬家一样。”直到年底，他认识了庞麦郎。他感到再也无法回到过去，他有了一种使命。
（三）
我最后一次见到庞麦郎，是年7月将离开西安的前夜。庞麦郎在这一天赶来西安，白晓告诉我，晚上可以见面聊聊。我犹豫着，他暂时没有出现在我的采访计划中。“为什么要那么功利呢？”白晓说服了我。
那晚见面，庞麦郎似乎不记得我了，对于我现在《人物》记者的身份，也没有引起他的注意。我们一起去唱KTV。像是带着某种隐喻的巧合，房间的墙上，霓虹装饰着一句话：“年轻时我想变成任何人除了我自己。”
摩擦，摩擦，在这光滑的地上摩擦。他唱道，我给自己打着节拍，这是我生命中美好的时刻，我要完成我最喜欢的舞蹈。在这美丽的月光下，在这美丽的街道上，我告诉自己这是真的这不是梦。
技术而言，网上每一个翻唱版本都比他唱得好。但当他唱起那首歌，依然令人动容。由报道拼凑出他的过往，取代屏幕上MV，成了我脑中的背景。我们年轻时候的很多热爱会随着年岁渐长逐渐消散，庞麦郎活成了一个少有的例外。他真的热爱音乐。
那个晚上，整体的气氛是压抑的。我发现，庞麦郎的状态似乎比4年前初遇时糟糕太多。他的反应总是慢半拍，几乎每句话都有磕绊。后来去吃饭，一种没来由的低气压，突然笼罩住他，他的眼睛转向夜的黑暗深处，长久地凝视，表情悲苦。他没有参与到我和白晓的谈话中。当晚的见面，本来也不是一个采访，自然没有实现有效交流。
后来回味那个晚上，就像沉浸于一场悲剧内核的滑稽戏，我感到压抑。白晓说，试试把那种压抑延长为5年——他们在一起的日子。
（四）
我承认，我从未走进过庞麦郎的内心，甚至连远距离的观察对话都是失败的。那么白晓呢？一些时刻，我感觉我们能够相通。在把庞麦郎入院的消息对外公布的3天前的深夜，他曾拨打过我的电话。我没有接，次日通话，他告诉了我发生的事与他的打算。我并不知道他为什么会找我，我们只能算得上遥远的联系人。
三四月间，我对他进行了7次电话采访。在采写期间，我的一位至亲突然去世，病因与白晓父亲一样，这让我们似乎有了某种羁绊。当他看到某些对他的报道和质疑感到委屈，他会哽咽着给我打来电话。
但依然，真相与可疑信息交织在一起。他对我讲出来一些对任何记者不曾讲出的东西，但对于某些情节，出于自尊或者自我保护，他显然有所隐瞒。他开放了身边人给我采访，正是在这些采访中，他的过往更清晰的呈现。当所有的信息重新组合，我似乎看到了另一个试图掩埋自己过去、努力向往上走的庞麦郎。
好吧，我想我对人物的评价应该到此为止。让故事自己说话就好了。报道结束后，所有对话与判断都是属于那珍贵的一刻，是许多机缘巧合让我们汇聚在了那一刻，它无法复制也无法倒推，换一个人换一个时辰地点那一刻未必到来。
对于整篇稿子要表达什么，我自己也不能用一句话概括。很多时候，我对自己的稿子都有这样的不确定。这可能和我的个人经验有关。每次我想写一篇稿子前，脑子里出现的往往是一个问句，而不是一个陈述句。一个问句，就是脑子里盘旋的一个巨大好奇，带着无数的小好奇。从好奇出发，寻找解答，从而完成一个有逻辑的故事，特稿的使命就完成了。至于意义，可以是复杂的。从不同读者的感受出发，得到不同答案。
谢谢你阅读这个故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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谢梦遥